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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返歷史現場—《乾隆三部曲》

時間:2019-02-28 09:18 | 來源:中國地圖出版集團 | 作者:小周 | 點擊:


  歷史作為一個經驗學科,追求的是知人論世,自然需要配合人生的經驗,做出恰當的解釋,而這一點是最難的。比如,當你看到這樣一則材料“兒子跟老爸說,我最近開銷比較大”,有經驗的讀者則會會心一笑,“那不是事實的陳述,而是要錢的行動”。縱觀古今,歷史學家幾乎沒有一個是年輕人,也幾乎沒有一個是人生順境者,中外皆然。研究歷史看似門檻很低,其實它講求“寬進嚴出”和“獨立思考”,想出成績絕非易事。
 
  與一些大眾史學泛泛談感想,喜歡站在現代人的立場和需要來評判過往的人與事不同,清史專家高王凌先生堅守“歷史的道義原則”,寫就了《乾隆十三年》《馬上朝廷》《乾隆晚景》(統稱“乾隆三部曲”),此堪稱專業史家通俗化寫作的典范之作。高先生在序言里說:“本書和《史記》等古書一樣,大量地引用了原文,原因之一,是有許多東西我們其實解釋不了,卻拿現代觀念,我們手頭的這點兒本事強加解釋。所以,不如留出空間給予讀者,讓大家自己想象。”高先生尊重讀者和古人“歷史意見”的做法,令人欽佩。
自負的弘歷

  愛新覺羅·弘歷,本書的主人公,廟號高宗(贊譽),一位“福、祿、壽、禧”四全之人,中國歷史上實際掌權最久的皇帝,晚年自詡“十全老人”,他確實有自負的資本。他精通滿、漢、蒙、維、藏五種語言文字,留詩四萬余首,抱有“三代之治必可復,堯舜之道必可行”的理想,有志做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。高先生也用《歷史意見,回復三代》一整節的篇幅來申述弘歷的大志。引文(奏折朱批)多現弘歷的“坐而論道”,少有他的“起而行之”,而且沒堅持幾年就絕口不提了。種種跡象表明,弘歷的“雄心”(野心),說的直白點叫不知天高地厚,純屬一個未經風雨的“紈绔子弟”的癡心妄想,最后也是虎頭蛇尾,草草了事。

  據說,乾隆的名聲遠播海外,還被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幻想為“圣君”。

自卑的乾隆

  作為個體的人,弘歷確實超級自信,但作為乾隆皇帝,一個“認祖不認父”的主兒,很難說有多少自信可言。司馬遷說過,“我欲載之空言,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。“乾隆三部曲”大量的引文表明,乾隆處處以康熙為楷模,絕少提及父親雍正,提到之處,也多指陳雍正之失,來反襯自己的“撥亂反正”。這是為何呢?病根可能還在清朝三大疑案之一的“雍正繼位”問題。

  康熙末年儲位懸空,皇位傳承授受不明之際,康熙的突然去世,雍正的倉促即位,以及雍正一直沒能拿出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。雍正即位受到了普遍的質疑,有“謀父、逼母、弒兄、屠弟”之說,雖查無實據,但畢竟事出有因,雍正皇權的合法性其實很脆弱。乾隆在同樣不能給父親證明的情況下,寧愿相信,是因為康熙喜歡自己,有意傳位給自己,所以才傳位給其父,也就是想說明,乾隆的帝位實際上更來自他的祖父康熙,以此證明自己的得位之正,但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他對其父即位合法性的不自信的心態。再說,乾隆是靠著一紙詔書(秘密立儲)登上皇位的,沒有經歷儲權的積聚,上臺之前并無根基可言,屬于先天性的“弱勢之君”。

  乾隆的自卑還在于民族問題。清朝是以滿洲貴族為核心建立起來的政權,為了維持和加強對占人口絕大數的漢族人民的壓迫和統治,清朝一直視滿洲為國本,予以優待。在人事權力分配中,清朝堅持“內滿外漢,首重滿洲”的原則,在中央和地方政權組織中,雖有漢人參加,然其大權皆操于滿員之手。清朝歷代統治者都將之奉為圭臬,堅持不渝,乾隆也不例外。

  為了鉗制人們的思想,打擊漢人的反滿情緒,乾隆時期掀起了曠日持久的文字獄。由于對民族矛盾過于敏感,一有什么風吹草動,乾隆就不惜掀起大獄,大造聲勢,對廣大漢族知識分子進行嚴厲打擊和殘酷鎮壓。乾隆朝的文字獄數量之大,范圍之廣,非常驚人。據統計,終乾隆一朝,各種類型的文字獄案件在一百一十起以上,幾乎占了清朝時期全部文字獄案件的百之七十左右;因文字而罹禍的人士,也遍及全國各個階級和階層。這些在高先生的“乾隆三部曲”里都有論述。

皇帝的大跟頭

  探究歷史,總是要選擇關鍵性的年份,因為其歷史的濃度高。高先生以《乾隆十三年》入手,確實慧眼如炬。這一年,對目空一切的乾隆來說,無疑重重摔了個大跟頭。先前嫡子皆喪,本年孝賢皇后之死疑竇重重,金川之役又陷入泥潭,確屬禍不單行。

  一直順風順水的乾隆遭此變故,性情大變,行為乖張至極,他接連掀起了浩大的政治風波,屠戮重臣,逼死皇長子,制造教案,可謂喪心病狂。如果說這是成長的代價,而這個代價未免太過于沉重。

乾隆的真容

  乾隆將首崇滿洲與崇儒重道相結合,借崇儒重道之名,行首崇滿洲之實,以團結漢族官僚及地主士大夫,維護滿洲統治者的地位,鞏固清朝的統治。乾隆父子曾給予以張廷玉為代表的部分漢人較高的地位和榮譽,只是為了更好地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來為政權服務,是非常功利性的策略,遠沒有觸及崇滿抑漢的國策。

  乾隆初政時期,一改乃父為政尚嚴猛的風格,處處以寬和示人,重用前朝舊臣,寬待宗室,緩和皇室內部矛盾,重審雍正積案,這一系列的所謂仁政收效甚好,對于乾隆收攬人心迅速鞏固帝位,開創新朝氣象,大有益處。可一旦他羽翼豐滿,很快就撕下寬仁的面紗,政策由寬轉嚴。之后,他采取了許多措施,又迭興大案,使君主集權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。

  乾隆經常強調:“乾綱獨斷,乃本朝家法,自皇祖、皇考以來,一切用人聽言,大權從未旁假。即左右親信大臣,亦未有能榮辱人,能生死人者,蓋與其權移于下,而作威作福,肆行無忌,何若操之自上,而當寬則寬,當嚴則嚴。此朕所恪守前規,不敢稍懈者。”從這份朱批可以看出,帝王的權力欲望是如此之強。在實際行政過程中,乾隆更是將一切主要政治權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,絕不允許大臣在權力分配上有任何僭越。

 高王凌先生是清史名家,專長在經濟史、思想史等方面,視野宏闊,對“旁采史實人情”游刃有余,他從乾隆這個人物切入,帶讀者重返歷史現場,讓我們去領略當時較大、較完整的畫面,描繪了一個以政治為紐帶,兼及社會、思想、文化、經濟等方面的動態歷史形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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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責任編輯:小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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